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时代命题，教育部、工信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三部门开启“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计划，全力强化协同创新。高校要明确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思路，企业要认识到高校洞悉科技前沿、学科丰富的价值。

产学研合作是一种将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结合起来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强大的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的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日前，多部门联合印发《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方案》，倡导高校和科研机构采取普通许可方式、入门费加提成或者分期付款的许可费支付方式与企业达成许可协议，以及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开展专利权稳定性分析，降低企业实施风险和成本。

在各地方，辽宁省开展“科技专员进企业，惠企助企开门红”专项行动；湖南省成立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甘肃省大力建设高校产业研究院推动成果产业化等。

在今年两会，产学研也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商学院代理院长金李提交了《关于畅通产学研链条的提案》。

金李提到，当前，高校和企业之间远未形成知识、人员、技术、资本的自由流动，高校科技力量尚未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尚未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

基于此，金李围绕着产学研合作中普遍存在的五大问题提出了对策。

科研价值观亟待转变

首先，金李认为，现阶段高校服务企业还不够主动，研究与解决真问题的学风还不够扎实，科研价值观尚未全面转变。

对此，他建议，高校管理者要结合区域产业特性，在学校战略规划、管理制度、人才布局、科研评价、资源分配中前瞻性布局并加以落实。

“科研评价不应只看论文数量，还要看选题立意和格局、项目的前瞻性和应用前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政策建议、咨询报告也应被视为与论文同等重要的科研成果。可考虑把企业任职经历作为新聘工程类教师的条件。可试点探索对应用类人才实施经费配比激励机制，从企业拿到经费的团队获得一定的财政经费配比。”金李表示。

其次，金李认为，高校和企业之间存在社会效益和资本利益的价值主张差异。

金李认为，高校的传统侧重点是发表论文、产出专利，获取科研经费。企业倾向于解决实际问题，获得排他性优势。产学研合作应该在平衡好双方价值观和利益主张的基础上，协作解决行业关键性问题，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对此，他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产学研案例奖，表彰先进典型，引导各类创新主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把科技成果转化是否促进行业升级和自主可控作为衡量标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社会担当。

再次，金李认为，技术转移行业缺乏人才，与科研组织和产业需求联系不够紧密。

他表示，许多高校的技术转移部门缺资源、缺人手、缺话语权，且能力不足，无法全面深入了解学校科研状况或产业需求。高校的技转部门激励机制缺失也制约着技术转移队伍的发展

对此，金李建议，高度重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建设，健全技术经理人的培养、评估和备案体系，培育跨学科跨领域、懂行业懂创业、能谈判讲故事的技术经理人，形成足够规模的人才池。

跨过科研成果转化的“死亡谷”

同时，金李提到，科技成果转化中间环节存在“死亡谷”。

具体而言，借鉴国外分类，技术成熟度可分为9个阶段，高校擅长做1~3的基础原创研究，产业和资本擅长做7~9的风险投资和产业化应用。高校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科创策源地，不能指望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去做成果转化甚至产业化。企业和风投具有逐利的天性，不能指望它们靠情怀去投早投小。4~6的工程化阶段往往缺乏足够资源，许多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成为技术转化的“死亡谷”。

对此，他建议地方政府发挥召集作用，鼓励企业、高校通过规模化工程师队伍建设创新联合体，以需求为导向，专注于4~6工程化阶段，高质量的工程师团队在产业与高校之间扮演桥梁和技术经理人，对接产业需求和高校的深层次科研能力，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中培养新型工科人才。通过金融和法务手段构架新型责权利分配机制:每个环节都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

最后，金李提到，高校与中小企业合作不够密切，后者科研投入不高，创新人才不足。从实践来看，高校倾向于和龙头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合作，对广大中小企业不够了解。而中小企业作为创新创业和酝酿新兴技术的主力军，往往因人才不足、研发缺钱等因素，面临巨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

对此，他建议，鼓励学者与产业界、投资界的专家合作，成为有潜力、成长型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顾问和跨学科的顾问团。高校在开展企业高管培训的过程中大力宣传本校的平台和项目，争取社会资本的信任和关注。建议政府推动实施“中小企业研究计划”，为中小企业铺设获取高校基础研究项目的渠道，并针对中小企业研究项目配比扶持资金与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