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举世瞩目成就的背后，有无数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的伟大贡献和无私付出，邓荣霖教授正是这些贡献者中的典范。

邓荣霖教授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三大泰斗之一，他从1961年毕业留校到1978年改革开放，长期从事工业企业管理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组织形式的弊端了如指掌。1979年11月至1982年2月，邓教授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首批公派国外的高级学者，前往南斯拉夫留学，对南斯拉夫工业企业管理进行深入研究。1982年，邓教授从南斯拉夫留学回国后，在高校率先开设“公司概论”课程，同时撰写了《南斯拉夫工业经济管理学》，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1984年9月和1986年12月，邓教授参加《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讨，见证并参与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及管理方式的转变过程。1987年，作为我国企业改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具有多年国内及国外企业管理研究经验的邓教授指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公司体系中两种最基本的公司责任形式。1993年，邓教授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在担任系主任期间,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专业。1997年，邓教授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多年来，邓教授从未停止对企业改革和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他围绕公司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和学术论文；多次参与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等有关部委关于公司和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专题讨论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和建议成为制定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邓荣霖教授也由此被理论界和实业界赞誉为“邓公司”。

邓教授的管理思想从实践中来，并用以实践，以简练易懂的语言表达，将管理的真谛囊括其中，得出指导企业长期发展的科学管理理论。邓教授多年来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立足于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原理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等多个方面做出详尽的理论研究。他的研究紧密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企业状况和发展趋势，针对推动中国企业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发展提出新思路和对策。

纵观邓教授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公司及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研究的思想脉络，以及他在公司理论研究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其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科学

性。他的研究注重发掘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抓住公司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这一问题的本质进行系统研究，他的论述直到今天仍能与国际接轨、符合现代市场的经济发展规律。第二是系统性。他的理论以公司为核心，对企业的制度形式、企业的组织形态、企业的经营管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文化建设进行了系统性的

研究，使他的研究既有层次性，又有连贯性，更多地着眼于创造整体效益，发挥综合效应，达到整体优化。第三是实践性。他的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紧紧抓住了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大的时代命题，使得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并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第四是创新性。邓教授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指明了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企业建制的方

向，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分类标准，他的研究总能走在时代前列，紧跟时代节奏并提出新观点。第五是前瞻性。邓教授抓住公司这一市场经济的核心命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公司发展方向做出了前瞻性的研究和预见，并在此后为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从邓荣霖教授的诸多学术研究中，我们领略到他科学的方法和踏实的作风，正是这样优秀的科研品格使他在公司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邓教授把管理的实质归结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事做好”。

管理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其具有时代特征，不同时代管理活动的主题和关注点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要求管理研究必须针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长期、系统、客观的观察、理解、认知和分析，由此形成的管理理论才能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管理理论强调对市场机制的坚持，在管理活动中，要处理好市场经济体制中各个成分的关

系。而管理变革强调创新，创新是推动管理理论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破中有立，立中有破，不破不立，不立不破”来形成破与立的统一，达到管理与变革的有机结合。

在《管理的变革》一书中邓教授特别强调，企业管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管理，绝不能还原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管理，主要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企业管理是企业制度的一个部分，企业制度有三个部分：一为产权制度，二为组织制度，三为管理制度。产权是前提，组织是保证，管理是基础，三者紧密相连。第二个要点，不同的公司制度有不同的产权结构，组织包括组织结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在《公司法》中叫公司治理结构，或公司法人结构，这些常识问题要达成共识。在中国很多地方没有达成共识，导致很混乱，各地有各地的想法和做法，不是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做。第三个要点，企业管理制度与人本管理的关系。这一点是要点中最为重要的。在企业管理当中，企业文化属于“软”的方面，是引导人善的一面；企业制度属于“硬”的方面，是遏制人恶的一面。企业管理一定要“软”“硬”结合，双管齐下。第四个要点，企业管理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人力资源条件等属于企业管理的内部条件；社会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环境等属于企业管理的外部条件。企业管理，在无法改变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就要发挥内部优势，同时把劣势对企业的影响降到最小。这也符合哲学原理，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

纵览邓荣霖教授的研究历程，其在国内开创并系统研究了公司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对企业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对经济发达国家和中国企业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实践进行深刻剖析和系统总结。邓教授用实行和真知真正做到了其治学格言所写：专中有博、博中有专。邓教授有言：“学校有专业，专业是要专，但不能

钻牛角尖，要专中有博，在博中求专，这是专与博的关系，企业管理学科要不断发展，它是一个专业，但是它要不断发展。实践常青，理论不止，科学知识代代相传。”

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传道授业，邓荣霖教授都为中国管理的探索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用朴实的文字、简单的言语和精准的思想来阐述理论、指导实践，真正做到了化繁为简，即“说得清，听得懂，用得上”。邓教授的研究不仅注重解决现实问题，还着眼于未来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